新世纪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非常迅速，涌现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环境社会科学相比，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其在中国社会学学术社区中的地位也日益彰显，但是仍有很大的持续改进空间。本文围绕环境问题与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环境社会学的再思考、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等，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视点
环境问题是个跨学科的问题，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视角各有不同。即使是在社会科学内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如何理解社会学呢？一般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在方法论上注重整体性与综合性视角。我个人认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人的假定不同：经济学强调理性人，这种“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抽象的人；而社会学强调的是现实的人，也就是“人”总是生活在特定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塑造了人的行为、思想与观念。由此，要理解人的行为与观念就必须研究社会文化与制度安排。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环境问题，可以有几个最基础的视点。
一是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社会差异的，社会学非常关注这样一种事实。虽然人在生物意义上具有共性，我们可以用“人类”或者“人口”这样的概念来指称个体的集合与存在，并分析其演变发展的规律性，但这样明显不是社会学的特色。社会学更加关注人的社会角色差异，并进而关注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差异。社会学看到的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承担着具体社会角色的现实的人，比如说城里人、乡下人，工人、农民、企业家、干部，富人、穷人，上海人、北京人，等等。所以，社会学在分析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分析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借用“人类中心主义”之类的概念，而是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及其社会机制。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具体表现为社会角色要求的差异，是受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所塑造的。人并非是天生地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主义倾向，也不是天生地要破坏环境或者保护环境。人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处境中作出的行为选择，一般具有社会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由个体理性所决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人、一些组织在破坏环境，而且他们也知道是不对的、有害的，但是仍然要继续其行为。这种现象就不能仅仅从所谓个体理性、价值主张的角度去解释了，需要深入分析不同的人所处的社会情境，以及塑造这种情景的社会动力。
三是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之间的失调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人的“德性”问题。社会学的这样一种视点和分析路径，恐怕与哲学不同，它基于前述对于现实的人及其行为的假定。虽然不能否认人性善、人性恶或者自私、无私等德性与人的实际行为可能有着一定关系，但是社会学更加看重特定的人所处的特定社会情境，个人思想观念上的自觉与正确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实际行为方式的改变。我本人多年从事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的调查研究，发现意识与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很严重的脱节现象。社会学更加注重结构性制约，更加注重分析人们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实际上，一些设计良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使坏，而一些设计不好的制度却会使好人也变成坏人。关注制度结构分析也许能够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行为。
四是环境问题具有社会建构性。虽然我们同处一个地球，地球上的空气、淡水、土壤、森林、矿产等等资源都是有限的，当这个地球的资源被耗竭、环境空间被挤占，人类社会就将面临崩溃，这正是生态危机的实际意涵。种种科学证据也表明，这种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具有客观性、严峻性。但是，世界毕竟不是平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即使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社会成员分布在不同的区域、面对不同的环境状态、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上、秉持不同的价值主张，其对什么是环境问题、什么不是环境问题以及优先解决何种环境问题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芝加哥的垃圾污染与北京市的雾霾有什么关系呢？北京人肯定不会首先去关注解决芝加哥的垃圾污染问题。在此意义上，特定环境问题的呈现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学非常关注这种社会建构的过程、机制与社会影响。进一步而言，社会学者虽然不否认整体环境问题的客观性、严峻性，但是，更加关注在什么地区，什么人以什么方式讨论什么样的环境话题，这种讨论又有何影响？事实上，社会学者的优势也正在于此。
二、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
关于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状况，可以分四个要点来讲，即：“三种学科定义”、“五个发展阶段”、“三个核心议题”和“三大中心区域”。
（一）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义
我把它概括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也是最为“实际”的定义，因为大多数自称环境社会学的学者实际上都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这样一种路径开展环境问题研究，由此积累的知识主要是社会学知识，环境社会学因此也是依托于传统社会学母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不过这样一来，环境社会学者更多地认同自己是一个社会学者，除了环境问题之外，他（她）也有可能随时转向其他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第二种观点是比较激进的，试图颠覆传统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主张基于环境对社会系统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重塑传统社会学研究，因此，它将环境社会学的英文名称确定为“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这种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Ｒ．Ｅ．Ｄｕｎｌａｐ）等人是密切相关的，① 他本人因此也被认为是环境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邓拉普等人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直接反对传统社会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指出传统社会学中虽有很多的理论流派，但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都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整个社会学就是所谓进步、发展、现代化的代言人。他们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和增长的极限，必须对传统社会学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关注社会系统的生物物理限制，而改造后的社会学就必须是“环境社会学”。虽然今天的事实表明，邓拉普等人对传统社会学的“颠覆”效果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国际学术界，环境社会学产生重要影响并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正是与邓拉普等人鲜明的价值主张和强烈的批评态度密切相关的。邓拉普等人的立场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学者的身份符号，对于凝聚研究者、巩固学术社区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种观点则是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社会科学群，实际上相当于“环境社会科学”。在国外，欧洲（特别是荷兰）的环境社会学似乎就非常强调社会科学对于环境议题和环境政策的跨学科研究。国内学者左玉辉、肖显静等，大体上也是这样理解环境社会学的，这从他们主编的教材中可以看出来。② 很明显，这样一种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理解，实际上严重忽视了该学科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在以上三种关于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义中，我个人倾向于赞成第一种。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特色；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并没有忽视环境资源因素对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第二种观点所针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体现在西方社会学中，尤其是早期渴望确立独立学科地位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们也许是刻意回避了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今天的社会学家没有理由，实际上也不可能再无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环境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了。
（二）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阶段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把它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社会学产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环境社会学的史前阶段。虽然没有明确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学科，但是，一方面社会学的发展为环境社会学奠定了一些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关于环境问题和自然保护的经验研究。
第二阶段是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确立阶段。随着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引起全球关注，不仅相关的调查研究不断增加，同时，邓拉普等人明确倡导发展专门的环境社会学学科，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卡顿和邓拉普１９７８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文章，并在１９７９年的美国社会学年评中再次撰写专题文章。③
第三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欧美的盛行，环境保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抑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变化，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和可用资源都比较有限。相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勃兴，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环境社会学学科一直比较低迷，以至于一些人开始退出这个圈子，但是依然有一些中坚力量在坚守，他们从更加深入的反思与交流中推进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第四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议题进入公众视野，全球性的环境变化再度抓住人们的眼球。联合国在１９９２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更是将环境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学术界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热情也再度被点燃，环境社会学在学术共同体中也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此阶段，区域性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了，例如，北美的环境社会学扩散到欧洲、东亚等地，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也引起了欧美和中国的关注。国内早期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两本教材都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出版的。④
２１世纪以来，可以说是环境社会学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重要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国内、国际层面的生态环境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西方环境社会学者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越南等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二是环境治理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着环境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对各国环境治理的条件与模式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在此阶段，全球合作解决环境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同时也更加艰难。与此同时，全球性的环境社会学社区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其中，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也是本阶段环境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环境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主要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反应，大致上是对应于环境问题自身的社会性发展的三个阶段，也与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到第四阶段相对应。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期，当环境问题浮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它们因何而生？所以，学术界的一个核心关切是解释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最初是从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方面找原因，后来又考虑到生活消费因素，再进一步发展出人类生态学的理论解释以及制度层面政治经济学解释、世界体系理论解释等等，都在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动力机制。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者们在继续探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的同时，又呈现了一个新的核心议题，这就是环境问题作为一种外部变量，对社会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里包括了两个方面以及相应的两个主要的理论解释：一是环境危害或风险的社会分配问题。是不是社会成员均匀地承受了这种危害或者风险？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不是这样，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可能更多地被暴露在环境风险之中，比如说美国大多数垃圾处理设施是建在黑人社区附近的。由此，学者们提出了环境公正理论。二是环境问题是否会直接地激起社会系统的真实反应？也就是说，是否所有的环境问题都能够像照镜子一样被社会系统照下来？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也非如此，社会系统对于环境问题的传导是选择性的，有些问题被关注并进入政策议程，有些问题则被长期漠视。由此，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社会建构理论，来解释环境问题的差异化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机制与过程。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简单地盲目乐观或是悲观都无济于事，各国各地区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改善现实的环境状况，或者如何总结环境治理的经验并加以推广。虽然在新的阶段对于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与社会影响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第三个核心议题——“环境治理”已呈现出来，并且出现了影响广泛的一些理论模式，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等。生态现代化理论反驳早期关于环境问题的激进的、悲观的社会理论解释，坚信现代性可以朝着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化，而事实上，这样一种进程已经在西欧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并且具有全球推广的价值。风险社会理论则提供了人们看待现代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视角，强调传统现代性发展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主张重塑风险（包括环境风险）管理体制与机制，推进反思性现代化。虽然这些理论仍在发展之中，但是已经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概括而言，环境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就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反应行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都是围绕这些议题的。
（四）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中心
这个中心是在发展变化的，也不是只有一个中心。根据我的了解，在全球范围内有三个区域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比较发达。
一是北美，特别是美国，这是环境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地，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学科意识很强的学术群体，也有一些学术杂志和定期的学术会议，孕育了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建构论、环境公正论、世界体系论等重要的理论流派。
二是西欧，尤其是荷兰，也包括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其中，荷兰瓦赫宁根大学（Ｗａｇｅｎｉｇ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个学术重镇，该校环境政策系的首席教授摩尔（Ａｒｔｈｕｒ Ｍｏｌ）是环境社会学的著名学者，曾经担任国际社会学学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主席。可以说，他已经创建了一个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环境政策学派，对环境治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uc2们包括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研究，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和英国社会学家耶利（Ｓｔ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ｌｅｙ）则对社会建构论、风险社会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被应用于环境社会学研究中。
三是日本，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社会学社区，其环境社会学会有６００名注册会员，据说是该国社会学社区中的最大学术团体。该国环境社会学具有三大特色：在本国社会学研究中诞生、直面本国环境问题、发展本土性的理论解释。有的研究者已经总结指出：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已经积累了受益圈／受害圈理论、受害结构论、生活环境主义、社会两难论、公害输出论和环境控制系统论等理论流派。若从研究时间上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但是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⑤
当然，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学者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比如说澳大利亚、巴西等地，其中澳大利亚学者在资源使用和管理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也有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洛基（Ｓｔｅｗａｒｔ Ｌｏｃｋｉｅ）就是现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国际社会学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主席。随着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的发展，中国环境社会学成长也很快，相信未来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中心。
三、环境社会学的再思考
围绕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现状，我觉得有必要对该学科做进一步的反思，以期更加明确该学科的复杂性和发展路径。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将“环境社会学”做一个三分：环境、社会、学，并进一步探究什么意义上的“环境”、什么意义上的“社会”、什么意义上的“学”，及其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首先，当我们讨论环境社会学时，似乎假定了一个具有共识的“环境”概念，那就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物物理环境，这样一个“环境”出问题了，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以要去探究其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之策，由此形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然而，深入思考一下， “环境”的概念其实有着很丰富的内涵，具有多重的涵义。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更应该关注“环境”内涵的差异性、变动性以及社会性，要体现社会学对于“环境”的认识和解构，而不能停留在对环境概念的抽象认识和使用上。
事实上，“环境”是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认识和理解的。最基本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环境”是一个构成性的、发展性的概念。阳光、空气、土壤、河流、山川、海洋、动物、植物等等，都是环境的构成要素，甚至衣食住行的物质层面也可以说是环境的内容。更进一步，即使是空气、水，也是有不同成分的。现在，中国空气和水质监测的主要指标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化学需氧量。从这些指标看，全国排放总量都是在持续减少的。但是，以ＰＭ２．５所导致的雾霾为特征的空气污染，依然是一个众所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问题，往往是具体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污染、生态破坏等等，甚至还可以细分是什么样的污染、什么样的破坏。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其产生原因并不一定相同，这是我们在研究时需要重视的，特别是我们期望提出一般性的理论来解释环境问题，需要十分小心。在另外一个层面，“环境”也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我们今天对于环境内涵的认识，与农业时代、狩猎时代的认识是不同的，环境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包括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而不断发生的种种变化。把握环境的发展性内涵，有助于我们区别不同的环境问题类型，也有助于我们开展适当的社会学分析。
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环境”是具有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就其空间维度而言，小到居家环境、社区环境，大到区域环境、全球环境乃至星际环境，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而且其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意义也是不同的。或许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对于地球环境安全确实是一个威胁，但是今天的北京人明显是更加关心雾霾问题，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也许更为关注雨水和水土流失问题，沿海的渔民可能更为关注可捕获量的问题。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也许在经验研究层面应该更多地关注具体空间中的环境问题，或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有的学者认为环境社会学过于关注大尺度的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关注被建构的环境整体性风险，因此特意区分了环境社会学与资源社会学两种研究类型。就环境的社会维度而言，社会学者更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由于文化、制度、阶层地位等等的差异，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特定环境的认知和感受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包括了一些极端敏感人群，也不乏一些所谓“麻木不仁”的人。因此，研究环境社会学，不能简单地假定所有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共同的“环境”或者“环境问题”，对于不同人群环境认知和环境关心差异的研究应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其研究的基础。这样说不仅是分析意义上的，也是规范意义上的。
其次，环境社会学者在做研究时应对“社会”有一个清晰的自觉，要明白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可以抽象地讨论环境与社会关系，但这不应该是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特点。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环境社会学应该更为关注具体社会与具体环境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使用“社会”的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文里的“社会”这个词是从外面移植的，我们把英文ｓｏｃｉｅｔｙ翻译为“社会”，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翻译成“社会学”，一门关于社会的学问。但是，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如果简单地用西方社会学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就是“强异以为同，其不能深入了解往昔中国社会之真相，殆无疑义”。⑥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没有与西方同样意义上的“社会”，西方所谓“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和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群己界限十分明确。中国的传统是集体主义取向的，家庭、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单元，个人以及个人权利的界定并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仍有传统的延续。如果不考虑这些内涵上的差异，将“社会”进一步看做人群的集合及其生活形态，那么我们在分析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时至少应该注意三点：
一是社会的人口数量差异。不同规模的人口对于资源环境的需求和影响是明显不同的。英国工业化时期的人口规模是１０００多万，美国工业化时期的人口规模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万，日本也只是在３０００多万人口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中国在超过１３亿人口的条件下推动工业化，其所引发的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一些小规模国家的经验的借鉴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二是社会是有时空限制的，或者说任何社会都处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时空条件不同，社会状况不同，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也就不同。很明显的是，地球上温带与寒带的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式是有差异的，狩猎采集时代的社会与环境关系是区别于农业时代的，而农业时代的则与工业时代的有显著不同。即使是在工业时代，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经济学家为此还提出了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ＥＫＣ）”，指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呈现倒Ｕ 曲线型关系。⑦ 进一步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当今世界各地的社会越来越摆脱了彼此隔绝、隔离的状态，全球一体的社会形态正在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三是社会文化、制度安排以及阶层结构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比如说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其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说，相对集权的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交换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环境的影响和反应也不尽相同。而不同的社会结构也应该影响着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一个充斥着社会不公、缺乏社会互信和共识的社会，其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无疑是很脆弱的。
因此，环境社会学应该特别关注对于具体社会与具体环境之间关系的经验分析。研究中国环境与社会，就要看中国人口、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文化传统、阶层结构等等与中国特定的环境条件之间的互动。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还应该更进一步地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开展具体分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简单否定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考的重要性，只是更加突出了社会学的经验性要求。
再次，环境社会学的健康发展还应该关注“学”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看待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问？如何把握环境社会学的学术取向？不同的学者对于社会学的学术取向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说，美国学者麦可· 布洛维（Ｍ．Ｂｕｒａｗｏｙ）就把美国的社会学分为四类，即：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公共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主要是根据社会学者所创造的知识类型和所面对的听众类型来划分的。其中，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面对的听众是学术界的，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面对的听众是学术界之外的；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创造的属于工具性知识，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创造的是反思性知识。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体上可以说，学术界公认存在三种取向或三个流派的社会学，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解主义社会学和批判主义社会学。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核心特点可以说是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试图运用可操作的程序获取客观的资料，以证实或证伪某种社会现象，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所谓规律性；理解主义社会学则是受到人文主义影响，强调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识的，解释人的行为必须把人当人看，深入理解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而这些往往是不容易观察和测量的，也是为实证主义社会学者所忽视的；批判主义社会学总是基于某种价值主张和方法论，对现实社会采取反思性批判的态度，主张社会介入，同时也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解主义社会学进行批判。
联系到环境社会学研究，以上三种意义上的学术成果都是有的。就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这三种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可以说都还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证意义上，我们针对环境问题、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等等的研究，都还是很初步的；在理解意义上，我们对于政府、企业、环境组织和公众的特定行为，还不能说作出了深入全面的观察和更加合理的阐释，在一些研究中，想当然或者推己及人的色彩还是存在的。至于批判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似乎体现在不少学者的作品中，但是在批判的基础、内容和主张的取向方面，依然有很多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中国特定的环境状况和社会背景下，批判主义取向的研究似乎更容易引发共鸣、赢得喝彩。我并不反对批判取向的研究，但是反对简单的、极端的、情绪化的批判，因为这样做没有建设性，不仅不利于中国环境社会学内部的知识积累，也不利于其外部环境的营造。
基于此，我想提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实践取向的环境社会学。这里所说的实践与法国学者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不是一回事，与一些国内学者注重社会动态分析的所谓实践社会学也不是一回事，而是明确地指称环境治理的多重实践。我们做环境社会学为了什么？既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们的出发点应是为了推进和改善中国的乃至全球的环境治理实践。无论是实证主义取向的、理解主义取向的，还是批判主义取向的研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加科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这种实践。所以，环境社会学是一种实践的科学。环境社会学者不回避问题，但关键是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地批判破坏环境的行为，而是着眼于发现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机理；不是置身事外的批评者，而是环境治理共识的发现者和促进者；不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实际的行动主义者。当然，基于这些共识，不同的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方便，在各自的领域内开展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和方面丰富和发展环境社会学知识。
以上对于环境、社会、学术的一些思考，我想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内涵和研究特色。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程
在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谈谈对于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这里涉及方法论、核心任务和若干重要议题三个方面。
（一）关于方法论
方法论与学科的性质密切相关。郑杭生教授曾经将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般性的学科，如哲学；第二层次是综合性的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第三层次是单科性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三个学科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般———特殊——个别”。⑨ 在各种环境社会科学中，学科层次大体也是如此。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系统运行和发展之规律性的一门学科，综合性、整体性分析是其学科分析的最大特色。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自然要继承其母学科的基本品质。
在持续多年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和实践的视角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先说说整体视角。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早期的环境问题研究过于关注人口、技术等个别因素，看到的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视角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社会学不仅要分析人口增长、技术进步背后的社会利益、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等原因，而且要关注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所得出的认识应该是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所以说，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就像其母学科一样，需要有社会系统的概念，需要充分的想象力，需要研究个别现象背后的复杂因素。在你研究长三角个别企业污染行为的时候，仅仅局限在描述企业污染行为的表面逻辑是非常不够的。有着良好社会学训练的研究者可以在一个企业的行为中发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印迹。
再说历史的视角。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演变都是一个历史过程，环境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实际上，环境史学研究要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这种演变过程。在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时，借鉴环境史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坚持历史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意味着要将中国环境状况的变化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乃至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不能简单地脱离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来讲环境问题，也不能忽视环境恶化的全球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要从发展变化的动态视角来分析中国环境治理的历史进程和环境问题的演变趋势，不能忽视已经付出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效。此外，历史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分析环境问题的具体成因，并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更加适用的治理政策和路径。缺乏这样的视角，往往就会导致错误的横向比较以及技术、制度移植，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再次是辩证的视角。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偏执并不乏见，这种偏执可能会给研究者以某种启示，但是会偏离社会事实本身，不符合实践取向的环境社会学的要求。只有采用辩证的视角，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环境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真实情形。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其自身是在应对环境变化和挑战中不断进化的。事实上，当环境状况发生变化产生环境问题，特别是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之后，人类社会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和调整，虽然其幅度与速度可能因时间地点不同而不同。这种认识也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坚持辩证的视角，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环境自身的变化，也要关注环境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不仅要看到社会对于环境的破坏过程和机制，也要分析社会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和机制；不仅要看到环境问题的唯物的、客观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被发现和被建构的一面；不仅要注重个人、企业、社区、区域和国家等层面的国内因素分析，也要注重国家之外的全球性因素分析。
最后应该还有实践的视角，也就是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现在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简单照搬国外的理论与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所谓经验。我在前面讲过，中国在超过１３亿人口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我们更多的是要靠在实践中去创造性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独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要接地气，要注意参与到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去，要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去了解和沟通，而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在这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的经验，更多地去推动基于本土实践的理论创新。
（二）关于核心任务
加快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重要任务，例如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等，其中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尤其重要。近年来，国内同行在翻译介绍国外环境社会学、探索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开展中国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分析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评估中国环境政策等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成果，但是仍有很大的持续改进空间。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不在于确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这不是社会学的优势，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也不在于简单地发现、描述和报道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这是新闻工作者的特长。能够支撑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推动环境社会学研究创新、彰显环境社会学之中国特色的核心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转型社会的运行逻辑，揭示社会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机制，这样才真正体现出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事实上，环境社会学首先是社会学，其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与研究者的社会学素养密切相关，与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了解程度密切相关。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转型社会的运行逻辑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很多社会学者对此作出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不少洞见，这是我们环境社会学可以学习借鉴的重要学术资源。我本人曾经提出过，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１）后发性。相对于西欧、北美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而言，我国是比较晚进入“现代化”的。这种后发性使得我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化的先行者为榜样的，是一种移植和赶超的现代化。（２）多目标性。由于现代化转型的时序差别，西方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在我国都成为共时性的目标，诸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等，我们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而需要同时面对。此外，面对国际上强国的威胁以及国内秩序的威胁，我们保障国家主权独立以及维护国内政权稳定的任务也非常繁重。（３）复合性。首先，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本来就比较大；其次，因为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外生性，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入现代化的时序也不同，内部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再次，因为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同一阶段应对多种任务；最后，因为外来文化价值与模式的强力渗透，所以，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突显出复合性，既同时并存着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又同时并存着发达状态与不发达状态；既要完成西方早期的现代化目标，又要适应现代化晚期所提出的各种挑战，如此等等。重要的是，这些复合的因素不是简单地体现为异质性，而是常常体现为势均力敌、相互冲突。（４）依附性。尽管使用依附这个词可能令人感觉不舒服，有些人甚至会说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尽管依附理论受到众多的批评，在此我还是使用这个词。我所说的依附性主要是指我国的现代化转型依然受着严重的外部国际环境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依然限制着我国的发展。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就是一个明证。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看，尽管我国“现代化”转型速度很快，但是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半边陲国家。⑩
作为环境社会学者，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在这样一种转型社会中，环境政策与环境行为的发生、发展、执行和变迁的具体条件、机制和逻辑，因为它们体现了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协调其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制度性、规范性安排，环境问题的发生和解决都与这种安排密切相关。我们对这样一个核心议题研究越深入，我们对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的社会过程认识就会越清晰，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就会越大。我本人在１９９９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修订出版）中尝试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发展的理论模式，即“社会转型范式”。在此范式中，我的核心意图正是强调具体地分析环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指出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环境影响，既要看到社会转型加剧了环境破坏，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为通过组织创新和结构优化促进环境保护提供了可能。应该看到，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原有的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在逐步松动，为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组织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辩证趋势还不太明显，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11在２００９年于河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我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生存机会主义”理论模型，试图从历史文化、社会变迁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及其环境影响，这是以个体行为为中心的一种分析视角，但还是非常初步的。不过，在最近几年的思考和研究中，我越发觉得这个模型值得深化、值得完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环境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关注以下若干重要研究领域，以便更加密切地跟踪和把握中国社会与环境关系演变的新趋势，使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环境治理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是继续围绕不同类型的、不同地区的多样化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污染、生态退化、核电风险乃至基因污染等等，探讨其形成的具体社会过程和机制，分析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及其成员的反应状态和模式。二是继续深化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的调查研究，揭示其复杂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把握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三是重视环境信息传播及其效果的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有传播学者开展了初步研究，但是依然有社会学发挥作用的很大空间。在日益提速的信息化时代，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推动和改进环境治理、解释社会动力的新形态新机制都具有重要价值。四是重视公众参与类型和过程的研究。在公众环境意识日益觉醒、参与环境保护机会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活动，或者温和或者激烈，已经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并且正在成为推动环境治理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环境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充分，虽然也有少数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五是发展的社会影响评估，包括发展项目、产业和政策等的社会影响评估。其实，社会评估或者社会发展评估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有着很好的研究基础。但是既往的研究似乎更多地关注宏观的、整体的层面。环境社会学可以针对更加具体的工程项目、产业规划和环境政策，开展其社会影响评估研究。这种研究的专业化、制度化，不仅可以搭建环境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坚固桥梁，而且其本身就是新型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发挥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作用。六是复合型环境治理政策研究。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必须通过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事实上，建设生态文明意味着文明的整体转型。这是中国政府在结合本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国际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发展方向，支撑这样一种新文明形态的是系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相应的，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体系也正在面临转型和重构。如此宏大的政策议程必将带来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传播学、环境心理学、环境社会学等等环境社会科学更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其中，环境社会学者可以发挥社会学综合性整体性分析以及注重制度分析的传统优势，在这个领域提供洞见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个人看来，如果学者们围绕前述各个议题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就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必将在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时代新阶段，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显示其具有特色的学科价值。
说 明：本文基本观点曾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的相关机构联合举办的“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跨学科的交流”小型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１～２２日）上发表。本文是基于发言提纲和会议录音改写完成的。
注 释：
①参见Ｗ．Ｒ．Ｊｒ．Ｃａ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ｎｌａ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７８，ｖｏｌ．１３，ｐｐ．４１～４９；
Ｒ．Ｅ．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Ｗ．Ｒ．Ｊｒ．Ｃａｔｔ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９，ｖｏｌ．５，ｐｐ．２４３～２７３．
②参见左玉辉《环境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肖显静《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③参见Ｗ．Ｒ．Ｊｒ．Ｃａ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ｎｌａ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７８，ｖｏｌ．１３，ｐｐ．４１～４９；
Ｒ．Ｅ．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Ｗ．Ｒ．Ｊｒ．Ｃａｔｔ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９，ｖｏｌ．５，ｐｐ．２４３～２７３．
④参见［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肖晨阳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日］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包智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⑤参见包智明《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日本学者的研究》，《学海》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⑥参见钱 穆《略论中国社会学》，载《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穆作品系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
⑦有关ＥＫＣ研究的综述可参见张学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批评综论》，《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⑧［美］麦可·布洛维：《公共社会学》，郑 翔整理，《社会》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⑨这是郑杭生教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提出来的。参见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页。
⑩洪大用：《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11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